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全家两代人中，有14人参加革命，其中有1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2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唯一幸存的是他的胞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戴觉敏。戴克敏全家是红安千万革命家庭的典型代表。
戴克敏一家可谓真正的革命家庭。戴克敏的十叔戴先诚在1927年12月5日黄安城突围战中壮烈牺牲；二伯父戴先治和四伯父戴先致于1928年同一天被敌人押到紫云程芳村凌迟处死；三伯戴伯先在白区做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黄安城落入敌手，也于1928年遇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在反“会剿”中被敌机炸死，装殓时已体无完尸。堂弟戴道高曾任黄安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和根据地反“会剿”斗争，1930年在麻城乘马岗作战牺牲；大弟戴道深1930年11月在攻打黄陂姚家集战斗中身负重伤，疗伤时不幸被捕，同年底在檀术岗英勇就义；1932年7月，戴克敏被张国焘错误杀害于河南新集；父亲戴雪舫于同年九月在新集为掩护学生转移时，被敌机炸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八叔戴叔先亦于同年10月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堂妹戴醒群于1939年9月在夏家山被捕，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采用分尸酷刑残忍杀害。
戴克敏（1905-1932），七里坪镇上戴家村人。从小受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1923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学习，两年后升入省一师。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6月，被党派回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并一直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职务，和吴光浩、曹学楷等带领革命军转战鄂东北，开辟柴山保，粉碎国民党“会剿”。1930年春，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4月，任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一师转战鄂豫地区。1931年至1932年，先后担任红四军直属警卫团团长、红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夏于河南新集被张国焘错杀。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支持革命不惜倾家荡产
为了革命得以继续，戴克敏常常作出巨大的家庭牺牲，不惜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革命以最大的支持。
首先是为革命倾尽了全家劳动力。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农民自卫军有少数战士经不起考验，思想动摇，想扔枪回家。作为自卫军负责人之一的戴克敏说，光靠嘴皮做思想工作还不够，党员要带头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自卫军，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那些不安心的战士。干部开会研究，都表示赞成。但大家考虑到戴克敏家已有好几个人做革命工作，家里总少不了男人呀，劝他以后再说，他硬是不听，回去一个晚上，开了个家庭会，第二天就把四伯、十叔和堂兄堂弟共5人带来参加自卫军。战士们见戴克敏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思想波动好多了。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戴克敏家除了年幼的弟弟外，几乎成了妇人之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其次，为自卫军捐衣捐粮。自卫军缺吃的，戴克敏瞒着大伙，私下同父亲商量，把家里好用的东西拿去当了，买了七八担米，发动全家人把米炒熟，磨成米粉，并缝制了一百多个布袋，将米粉装进袋里，献给自卫军。而他母亲无法，跑到娘家去借粮度日，小弟弟戴新香在饥饿病魔中夭折了。1927年9月的一天，自卫军因遭光山反动民团和红枪会匪突袭，有40多名战士因转移时来不及穿上衣服，都光着臂膀，挤在山上的一座破庙里。这么多衣服，上哪儿去弄呢？买吧，自卫军穷得连个子儿也没有。戴克敏踯躅着、寻思着，把目光再次移向自己家里。主意一定，他不顾自卫军其他领导人的反对，带着几名战士，急急忙忙朝上戴家奔去。他母亲知道来意后，喊醒伯母、婶娘和嫂子们，分头清理了一番，什么长袍、长衫、短衣、夹褂，只要是男人们穿的，全部搜出来。点点数，尚差十来件，他的母亲又搜出些旧棉袄，把里面的棉絮端掉，缝一缝，变成了夹褂七拼八凑，衣服总算解决了。
再次，为革命尽心竭力提供服务。自卫军参加北界河战斗下来的两名重伤员，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养伤场所，戴克敏提出把伤员安顿到他家里。伤员来后，在外行医的八叔日夜守护在伤员跟前，为伤员洗伤口、换药；母亲丢下家中的活计，为伤员洗衣做饭，忙个不停，还把家里仅有的几只老母鸡杀给伤员吃。
黄麻二次暴动后，第七军打回黄麻老区，军部又临时迁到戴克敏家，母亲石兰英忙着为大家烧火做饭，提水泡茶。有一天，军长吴光浩拉肚子，裤子弄脏了。吴光浩把脏衣服装进脚盆，准备去洗。石兰英见了，生气地说：“你病了，沾不得水的，快回房里躺下！”说着，连忙夺过脚盆，去水塘洗涮。打这以后，她索性发动家中妯娌几人，包洗所有来开会办事的人的衣服。谁要是瞒着她拿去洗，非挨她批评不可。
在省一师学习期间，有一天戴克敏与同学赵世当和车夫周大伯一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去汉口英租界散发传单。为了掩护接应戴克敏散完传单后逃脱，周大伯把车丢了。戴克敏想：周大伯丢了车子，等于丢了饭碗，父女俩今后的生活怎能维护？再说，目前，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周大伯帮助，有辆车毕竟方便得多。对，应帮他买一辆。钱怎么办呢？自己没钱，眼下革命经费紧张，不能给组织上添麻烦。他思来想去，决定做通家人的工作，解除“摇篮亲”，将家里积攒给自己结婚用的钱拿出来，给周大伯买了一辆新车。
1929年10月6日夜里，红三十一师驻扎在离上戴家村不过十多里的烟宝地。戴克敏和徐向前正在研究破敌对策。忽然，师部通信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说：戴克敏的妻子生了个千金，家里来人要他回去看看。徐向前也催他快回去看看。戴克敏在高兴之余，仍然想着如何破敌，他谢绝了徐向前的好意，对通信员说：“你去传我的话，现在没功夫，打完仗后再说！”
黄麻暴动后，鄂东军转移至木兰山一带打游击。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清乡团”等武装疯狂反扑。上戴家成为敌人“清乡”重点。戴克敏家更是重中之重。民团团长郑淮席带领一帮团丁驻在这里，烧毁了戴克敏家的房子，扬言凡戴克敏近房、远房所有成员，一律斩尽杀绝。他们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戴克敏、戴雪舫和全家人，赏金不断上升，戴克敏的人头由500块升到2000块大洋，戴雪舫也升到1000块大洋，就连觉敏、醒群、道距这些小孩子也上了布告，赏金少则二、三十块，多则一百块。戴雪舫提前打发家里的男人外出隐蔽，母亲石兰英带着觉敏、道矩在舅舅染房的夹墙里躲着，白天黑夜不能出来，成天提心吊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一次，11岁的觉敏和5岁的道矩跑到外面玩，被“清乡团”发觉而遭追捕，姐弟俩吓得钻进一位农民家中的半截阁楼，偎在稻草里躲了两天两夜，直到母亲找来为止。
“大家努力革命到底”
戴克敏不论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也不论个人受到怎样的冤屈、诬陷，对党的信念、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黄安，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与省委也失去了联系，一大批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中，还有一批同志被敌人逼得走投无路，离开县境，也有极少数党员经受不住考验，成为可耻的叛徒。县委只剩下郑位三等二三个委员，还要东躲西藏。戴克敏在愤恨的同时，很快冷静下来分析当时的形势，提出一手抓组织，一手抓武装，重组黄安县委。他和郑位三秘密串连，很快将分散于县中、县北十几个村子里的20多名党员找到一块，举行了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党的会议，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明解释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了重组中共黄安县委的决定，并推举了县委书记和十名委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决定对坚持黄安革命斗争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928年秋，木兰山周围敌情严重，第七军又不能在此久驻。戴克敏和吴光浩商定召开党务委员会扩大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上，有个别同志流露出悲观情绪，极力主张解散部队，分头隐蔽。戴克敏、吴光浩坚决反对。戴克敏火气更大，拍着桌子对那人说：“你要怕死就别干了，砍脑袋，我也不同意解散部队！”那位同志也不示弱，冲着戴克敏直骂：“你狠么啰！我是提出来讨论嘛！”“这件事没有讨论的余地！谁再提解散部队，别怪我戴某人不认人！”戴克敏边说边摸盒子枪。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部队暂时离开木兰山，去黄冈、罗田游击。
1930年，正当徐向前、戴克敏带领红一军出击平汉路南段，三战三捷三扩编之际，8月上旬的一天，军部下达一道命令，免去了戴克敏红一师政治委员职务，留任该师一团政治委员。命令来得突然，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在红一师，论资格，他的确算老，并一直处在最高领导层，论战功，正如战士们所说，他打仗带头冲，又会用兵，论年龄，这时才25岁，还年轻得很。副军长兼师长徐向前也弄不明白，心里纳闷，一个劲地抽着旱烟。“报告！”戴克敏走进师部，向徐副军长行礼，立正讲道：“新来的师政委李荣桂同志不知在哪里，我想把手续交给他。”不一会，李荣桂政委来了，戴克敏起身行礼，随后拿记事本，将师部直属单位和各团有多少支部、多少党员、哪些党员在何时何地立过何功、以及由他收存的文件，向新来的这位师政委交待得一清二楚。一团团长王树声，过去是戴克敏的部下，这时他俩成了搭档，总是放不开手脚，团里的大事小事都请戴克敏作主。有天下午，师政治部要一团马上选派5名班排长到随营干部学校学习，戴克敏去地方联系工作未回。王树声派人去找，非要等戴政委回来作主。戴克敏知道情况后，有意不赶回，还把派去找他的两位同志也留下来。王树声见实在不能再等，便挑选了5名干部，随师政治部的那位同志一块走了。夜里10点多钟，戴克敏回到团部，王树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末了说：“我看时间来不及了，所以就定了”。戴克敏也把自己有意不回说出来，接着说：“我就看出来了，自从我到一团后，你办事总有顾虑。是的，我过去是你的上级，但现在不是呀！从今天起，我们约法三章，作战共同商量，其他的事，该你管的，你作主，该我管的，我不在，你当家，彼此一样，行吗？”王树声见话已挑明，连连点头说：“行，行！”从此以后，他们合作共事，都感到愉快。戴克敏就是这样，不在乎职务的升降，只要是革命，叫干什么都行。
1932年7月初，张国焘诬陷戴克敏通敌，将其逮捕入狱。当他在牢狱里关押了三天四夜，才渐渐意识到张国焘要置他于死地。他感到来日无多，对看守吴大说：“我走后，请告诉我父亲，我是清白的，是革命的，希望他和全家不要为我难过，大家努力革命到底！”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话语。五天后，戴克敏在新集西南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被杀害。
戴醒群视死如归
熊 邦 国
戴醒群，女，七里坪镇上戴家村人。幼年读私塾，后辍学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29年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进入鄂豫皖红军总医院工作。曾任总医院看护班长、看护长、医务主任等职。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被国民党顽固派残忍杀害。
组织儿童团
戴醒群小的时候，家庭景况还算好，生活自给自足，略有些节余。她本人也聪明机灵，深得全家人的喜爱。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把她送到了当地一个私塾学堂念书。十五岁那年，党在她的家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她辍学回乡，组织学生和当地的青少年，成立了儿童团、少先队，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配合农民协会，破除封建迷信，组织青年学生到处捣庙宇，打菩萨，捉土豪，分田地。大革命失败后，她随父亲“跑反”，离开了家乡。
红色女医官
1929年，被迫在外隐蔽的戴醒群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院任看护。1930年，从地方转入红军部队，被分配到鄂豫皖红军总医院工作。在总医院，她勤奋好学，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每到一地，都注意收集医务书籍，认真阅读，反复钻研。因此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在较短的时间里，便成为小有名气的“女医官”。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西进川陕，留下了大批伤病员，作为医官的戴醒群被留下照顾伤病员。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她和医院的同志们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医治好了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使这些伤病员得以重返部队，参加到红二十五军的战斗行列。有段时间，医院没吃的，戴醒群饿着肚子为伤员做手术，一个接着一个，几次晕倒在手术台上。
1934年，红二十五军离开苏区时，设在天台山地区的红军总医院里还收容了200多名伤病员，为了他们的安全戴醒群又主动留下，继续坚持后方医院工作。那时，总医院不仅缺少医伤治病的药品器材及生活用品，而且没有供伤员休养的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有病房，没有固定地点，医务人员都是背着米袋子、干粮袋子、药包，抬着伤病员在山上到处打游击。作为医务主任和当时医院里医术高明的医官，戴醒群的工作任务更重更忙，有时化装成男的，住在群众家里，为伤病员治疗，有时装作到地里干活，从这山头到那山头，为伤病员换药送吃的。
为了克服医疗用品匮乏的困难，戴醒群想出了许多办法。自己动手，用山上的竹子削制镊子，用洋伞骨子制作探针。有时弄不到棉花敷料，就把破棉袄里的棉花撕下来，清洗消毒代用，或把破被单拿到山沟洗一洗，放在脸盆里煮一煮，用来作敷料。绷带也是用旧被单、旧衣服代替。治疗外伤的药品极少，硼酸、灰锰氧一类的药品很难弄到。她带领看护攀悬崖，爬峭壁，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药，用中草药为伤员消炎治伤。
一有机会，她就把留在医院工作的青年集中起来，讲授有关医务学、药物学、绷带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教他们战场救护和简易外科操作。
戴醒群十分爱护伤病员，把伤病员看作亲人。有一次战斗结束后，有一百多名伤员被送到后方医院，戴醒群见状，立即把医务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头救治护理，她负责给一些重伤员做手术，那时，能做手术的医官很少，她一天要给十几个人手术，顾不得吃饭、睡觉，实在疲劳了，就地躺一躺，或用凉水冲冲头，又坚持继续做。红军战士张经发在一次战斗中，大腿骨被打断，弹头卡在骨头里，伤口化脓，经常病得死去活来，戴醒群得知，连夜翻山越岭，赶十多里山路，在简陋的条件下，细心地给张经发做手术，取出了碎骨和弹头。建国后，张经发每谈及此事，总是感激地说，我这条腿，要不是戴医生救治，恐怕早就完了，我也活不到现在。
戴醒群不但认真给伤员治病，而且千方百计照顾他们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敌人实行严密封锁，医院没有办法同山下的群众和便衣队联系，粮食匮乏，她就组织大家挖野菜、采树叶、摘野果充饥，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省下来煮粥分给伤员吃。在后方医院转移的时候，不管多么困难，多么紧急，她总是亲自参加担架队，抬着重伤员转移，想尽一切办法不丢下一个伤员。有时伤病员心情不好，脾气大，有时还骂人，甚至打人。戴醒群总是体谅他们，劝慰他们，精心给他们治疗。对一些重伤员，她亲自喂药、喂饭，还同看护一起拆洗绷带，给伤病员倒屎倒尿。
戴醒群就是这样以她高度的责任心，娴熟的医疗技术和周到细致、任劳任怨的医德医风克服重重困难，给伤病员以温暖和希望，使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康复，重返前线。
坚贞不出 视死如归
1937年3月，在一次战斗中，国民党军搜山清剿，戴醒群不幸负伤被俘，被关进河南经扶（今新县）监狱。在狱中，她鼓励难友们坚定政治立场，采取各种办法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为进行斗争，始终保持了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七七”事变后，经党营救戴醒群被释放，旋即被分配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方医院任医务主任。1938年底，她和当时任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队长的张体学结婚。1939年1月，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简称“五大队”），她奉调到五大队任医务主任。
1939年9月1日，国民党军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率两个团配合鄂东土顽程汝怀的第十八游击纵队及黄冈、麻城县自卫队，在夏家山、芦泗坳、龙王山、回龙山等地围攻“五大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夏家山事件”。“五大队”坚决抵抗后，分路突围，戴醒群在突围中不幸被捕。
戴醒群被捕以后，敌人知道她是张体学的妻子，对她严加看守。程汝怀令就地审讯，要她发表与张体学脱离关系的声明。戴醒群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并冲着审问的保安团长痛斥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不打日冠，专门残害抗日的新四军，你们良心何在？你们还是中国人吗？”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施加酷刑。他们用尽了各种刑罚，但戴醒群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极端残忍的敌人对戴醒群采用了最野蛮、最无耻的分尸酷刑。他们把戴醒群绑在大崎山贾庙的一棵大树上，当着所有被俘人员的面，先用小刀子一刀一刀地割掉她的两个乳房，然后用大刀把她的四肢剁掉，最后割下了她的首级。其情景惨不忍睹，连在场的保安团人员都闭上眼睛，不愿目睹杀人魔王的暴行。戴醒群英勇牺牲时，年仅22岁。
